1949年4月，鲁瑞林在担任61军副军长的同时，被调任为62军的政委。这一转变不仅仅意味着他职务上的晋升，更是一个从军事指挥角色向政工职务的重要转型。身为政委的鲁瑞林在62军工作期间，依然保持着作为指挥员的作风，特别是在作战过程中，常常与军长在指挥上意见不一致，展现出他坚定的战斗精神。
在鲁瑞林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他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与政治工作经验。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便曾担任连指导员及营长，逐步累积了战斗和管理能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则担任军分区政委，同时还兼任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和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主要在后方活跃，担任军事指挥的角色，包括太行军区分区的司令员和军区的副司令员，直到1948年13纵成立时，方才回归主力部队，担任副司令员的职位。
从鲁瑞林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后方军区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而在野战部队的实际历练并不算长。但通常情况下，后方军区所承担的作战任务并不会太过繁重。它们的主要职责集中在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剿匪、生产军工、推进土地改革以及小规模作战等。
展开剩余66%值得注意的是，在13纵成立后，鲁瑞林没有担任纵队的司令员，反而选择了降职担任副军长，司令员则是曾任6纵副司令员的韦杰。韦杰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尤其在6纵期间经历了不少硬仗，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担任纵队副司令员和副军长期间，鲁瑞林对打仗充满了信心。例如，在太原城的战斗中，上级调集了19兵团和20兵团，让邓布指挥，动用了1300门火炮。鲁瑞林对此充满信心，他坚定地认为我军的兵力和火力都处于绝对的优势，攻下太原城就如同囊中取物般轻松。
当鲁瑞林进入62军工作时，军长刘忠则是他的上级。62军的前身是15纵队，最初隶属于太岳军区。在刘邓陈的指挥体系中，刘忠既具备军事指挥能力，也有政治工作背景，但他更热衷于带兵打仗。陈赓率领部队南渡黄河后，刘忠留下来接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接替王新亭的位置，而王新亭则继续任职于8纵，紧密配合徐向前指挥的作战任务。
尽管鲁瑞林在62军任职期间保持了战斗的精神，但他所在的62军隶属于18兵团，而18兵团接到的任务是南下西南。部队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抵达指定位置后待命。鲁瑞林急于发起进攻，认为趁士气正旺之际，应该打下去，然而军长刘忠却不同意，因为上级的指示只是让62军到达指定位置，并未要求他们主动发起攻击，不宜冒然行动。上级在对待这里的敌人时，更偏重于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攻势为辅的策略，因此不应轻易出击，以免影响整体战略。
在对是否出击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分歧。作为军长的刘忠明确表示：“我是党委书记，而且在军事上我有最终的决定权。”鲁瑞林对此显得有些不快，却也没有再深究。按照当时的军政分工原则，军事指挥员负责军事事务，而其他事务则由政治工作负责人掌控。
如果是在1942年之前，政委通常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或许鲁瑞林就会选择发起进攻；然而，现今的局势则是军事事务由军事主管来管理，遇到问题也只能通过上级反馈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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