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为什么伟大？
访问人：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堪称壮丽，既有耀眼的光辉成就，亦有不免令人惋惜的晚年错误。您认为，他取得辉煌成就的诀窍究竟在何处？而其失误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
逄先知：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先谈他的成功，如果一般地讲，可以举出很多条，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不能泛泛地罗列了。我认为有这么几条：
首先，他显著的优势在于始终以中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这一点相较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导人，尤为突出。必须承认，这些早期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代表。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作为党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享有盛誉；瞿秋白、李立三同样表现出色。然而，他们为何未能成功领导中国革命？除了其他因素，关键在于他们未能立足中国实际，要么拘泥于常规经验，要么照搬教条。王明更是如此。回顾党的历史，早在党的二大上，我们就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但确立革命目标并不意味着革命道路已明。毛泽东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自青年时期起，他就致力于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思考问题时始终以中国为基点。当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后，这种特质得到了进一步升华，那就是深入中国实际，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
访问人：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要早于他对马列主义的接纳。
逄先知：如果论读马列著作，好多人都比他读得早、读得多，李大钊、陈独秀是最早的一批，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读马列的书、翻译马列的书也比较早、比较多。但论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了解，毛泽东是优于他们的。早在长沙求学时期他就利用暑期出去游学，通过和各阶层的人民交谈，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一条他比谁都早。可以说，是他开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事业之先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我记得60年代初有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访，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刚出版，他问《毛选》第四卷有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回答：不过一条，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这便是从实际出发。这正是毛泽东所提出并倡导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相较之下，王明和博古亦有自己的思想路线，然而却是截然相反的方向。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进行自我批评时提到，他们在面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时，并非首先考虑实际情况，而是先查找马恩列斯的论述，或是欧洲、俄国革命史上的相似案例、口号和策略，然后将之照搬至中国。博古的自我剖析颇具代表性。通过对比这两种思想路线，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独到之处。邓小平同志曾言：“我坚信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无论是过去的战争，还是现在的建设与改革，我们都依赖这一原则。”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
其次，毛泽东深谙吸纳党内外各类声音，择优采纳，这正是他倡导的民主作风的体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主作风得到了充分展现，尽管并非始终如一，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展现出这一特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作风尤为显著。为何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便能战胜兵力远超我们的蒋介石？除了人心向背等关键因素，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与他所秉持的民主作风密不可分。毛泽东不仅擅长吸纳正确的观点，更能在多元意见中作出明智的决策。众多正确决策，包括重大战略决策，都是基于基层指挥员的建议。例如，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鉴于保存我军有生力量的考量，指示粟裕所部由苏中地区出击至淮北。陈毅坚决执行指示，而粟裕则在苏中内线作战与淮北外线作战的利弊之间权衡，最终主张留在苏中。双方意见在电报往来中得以体现。最终，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调整了原计划，从而实现了苏中战场的七战七捷。1948年初，为了牵制中原敌军回防江南，毛泽东决定让粟裕率部渡江南下，进攻京沪杭地区。粟裕提出异议，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原作战。此后，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支援下，成功发动豫东战役，并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奠定了基础。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同样吸纳了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人的意见，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在江北基本消灭了蒋军主力。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期间所写的电报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经常询问前线情况，在作出重要决策前，总会征求基层意见。
访问人：军事民主理念由其提出，这一特质或许正是卓越军事指挥官的核心能力所在。正如楚汉争霸时期的刘邦，他不仅擅长吸纳各方人才的意见，还能准确辨识出其中价值。那么，面对错误意见和策略，毛泽东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逄先知：对错误的意见，毛泽东主张也要听。你们都读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那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41、1442页。]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一下，就是毛泽东还善于从群众的不满言论中找出问题的实质，著名的例子，就是延安时期有雷击打死人的故事。当时一个农民发怨言，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这个农民，反而从这里发现了问题——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于是发动机关、部队搞生产，叫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邓小平同志非常称赞毛主席这一点，几十年后还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
访问人：在学习《邓选》第三卷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到小平同志的以下观点：“毛泽东同志对群众的意见十分重视。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延安时期，生产运动的兴起。为何要开展生产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征收粮食过多，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许多共产党员对此感到不安。然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合理的，这是群众的呼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 [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逄先知：这番话讲得太精彩了！一个领袖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和气魄，便无法成就成功之道。
第三，是他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他而反对错了的人。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形成了许多山头。要把各个山头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如钢铁，团结一致的党，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做到了，做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靠他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作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而外，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他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团结—批评—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都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真是像第一个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又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毛泽东不仅擅长团结党内同志，亦能团结党外人士。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他擅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和个人，并将最主要的敌人孤立至极。毛泽东胸怀宽广，气度恢宏，这是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的关键个人特质。
第四，他的科学远见卓识尤为突出。“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先生相较于他人，其卓越之处在于，每走一步棋，他不仅预见下一步，甚至还能洞察第三步，乃至更远的前景。这一特点在军事领域尤为显著，在政治领域则更为突出。
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他就想到城市工作问题，为筹划下一步开辟的工作局面作准备，1945年1月，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说：“我们不仅要打击日本侵略者，更要做好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的准备。”“待敌人被驱逐出城，我们也将投身于新的经济建设之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16、1020页。）
访问人：显而易见，他在1944年8月致博古的那封信并非一时兴起，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根基，在于机器而非手工。”
逄先知：“绝非偶然。”他进一步阐述道：“当前农村尚属暂时的战略基地，绝非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坚实基石。从农业基础向工业基础的转变，正是我们革命所肩负的使命。”（《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这些论述何其精辟，充满了深邃的远见，其理论价值亦不容小觑。1948年九月会议之际，毛泽东便开始勾勒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对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这等举措非同小可，当时正值三大战役如火如荼之际。至七届二中全会，建国纲领得以进一步明确，同时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经济政策以及干部作风等问题。因此，建国后我们的各项工作得以从容不迫、井然有序地推进，皆因建国纲领中已对大政方针及具体政策进行了详尽规定。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访问人：你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特质，是否可以被人学习掌握？
逄先知：确实，他的成就部分得益于个人的天赋，甚至可以说是天才般的才华。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这一点，否则便可能滑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在我看来，他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度，主要得益于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及对丰富历史知识和革命经验的深刻把握。例如，他提出的防止骄傲自满、警惕“糖衣炮弹”、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等观点，正是源自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他对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脉络了如指掌。当然，这些经验或许他人亦有所了解，亦能辨识其正误，但他在提出时机和表达方式上的独到之处，使他超越了常人。尽管“文化大革命”本身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但他却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面临和平演变的风险，并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展现了他非凡的历史洞察力。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提及法国的历史，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持续了数百年，新制度才得以确立。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如今已得到验证，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演变，而当时苏联仍显得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看似稳固。他洞察到了历史的波动，预见到了这种波动性。
访问人：在晚年，毛泽东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逄先知：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有这样一段论述：“预防和平演变，这一战略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指导意义深远。如何在正确和有效的框架内预防和平演变，始终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必须认真思考和妥善处理的关键课题。”我对此深表赞同。新生的社会形态在尚未完全稳固之际，确实可能经历波动，甚至出现倒退。毛泽东曾尝试应对和平演变，然而并未找到恰当的道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峻，导致最终走向了“文革”的歧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这一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虽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却是他的悲剧所在。
第五，鉴于形势的演变，必须适时提出行动纲领与口号。对于一个政党、一位领袖而言，要实现成功，务必拥有明确的纲领和口号，否则便缺乏号召力、凝聚力和团结力。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能迅速提出激发全党奋斗精神的口号。在大革命遭遇失败之际，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继而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工农革命”的理念。抗战爆发初期，他提出了“持久战”的构想，其对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的阐述，精确度堪比自然科学家进行计算，对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他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抗战临近胜利时，他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对于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主要当权派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也是一个极具策略性的问题。过早提出，人民特别是中间力量可能尚未完全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从而可能导致群众脱离。直至1947年10月，这一口号才被公开发出，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对于团结人民、动员人民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访问人：诸如“军队奋勇前行，生产不断增长，纪律更加严明，革命定将胜利”此类口号，不仅内涵丰富、意蕴清晰，且其表达形式亦颇具魅力，时至今日，依旧广为传颂。
逄先知：其运用的语言独具民族特色，深入人心，既浅显易懂，又富有韵律，易于传诵。在内容表述上，更是简洁而富有科学性，言简意赅。
自建国以来，情形亦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任务的更迭，诸多精准且富有启发性的口号与理念应运而生。在此，我仅以一例亲身经历来阐述。196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三支调查队伍，分别深入浙江、湖南、广东进行农村实地考察，我亦有幸参与其中。毛泽东同志凭借收集到的丰富调查资料，尤其是广东调查团队提出的宝贵意见，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重要观点（即反对队与队之间、人与人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一观点使得人们的思维瞬间豁然开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在分析问题时，我们必须立足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迅速把握问题的核心，拓宽人们的视野。他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概括能力，无疑令人敬佩。
访问人：在先前关于他科学预见性的讨论中，您提及了天赋的话题。他的那种卓越的归纳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实则不应仅被视作天赋的体现。
逄先知：此乃我所要阐述的第六要点——毛泽东的刻苦与勤奋。自青年时期始，直至暮年，他工作常常昼夜不停，废寝忘食，凡问题未解，必萦绕于心。他的读书生活亦贯穿一生。他不仅勤奋学习，更勤于思考。他常言：“多思方能生智。”古语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正是将学与思相结合。他的刻苦精神，常人难以望其项背。而他亦擅于阅读，善于运用脑筋。当阅读文件感到疲惫时，便会换一本新书阅读，以此作为休息。他常说，无论是从脑力劳动转向体力活动，还是从阅读一本著作过渡到另一本，都是一种休息。他的概括与抽象能力，正是源于他勤奋阅读，尤其是哲学书籍，以及勤于思考的锻炼。因此，切勿轻易将毛泽东视为天才，须知他的博学多识与智慧，皆源自于刻苦勤奋的积累。
访问人：换言之，他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辅以不懈的勤奋与努力，尤其是在革命斗争中的历练，最终铸就了毛泽东的伟大。
逄先知：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所有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记忆力非凡。记得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陈赓坐在一旁聆听。当周恩来提及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时，陈赓好奇地插言询问：“毛主席如此出色的记忆力，其奥秘究竟何在？”顿时，会场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期待着周恩来给出答案。稍作停顿后，周恩来简洁地回答了两个字：“勤记。”我认为，这正是勤奋的体现。毛泽东那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固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后天不懈努力的结果。
以下是我个人的见解，关于毛泽东取得成功的秘诀，这六点或许并不能全面、精确地予以概括，每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可能存在差异。总之，我坚信邓小平所言：“若非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需在黑暗中摸索更久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毛泽东的成功，不应仅仅被视为他个人事业的成就，而应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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